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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命野利仁荣创制记录党项羌族语言的西夏字，据说野利仁荣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怪人，接到圣令后，他几年一直居住在一座高楼上。野利仁荣在创制西夏字时采用了与汉字相仿的方块字形式，并吸收了当时吐蕃、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份，制成“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新字。当时，新创制的字被称为“蕃书”“蕃字”，元代人称其为“河西字”
西夏人热爱中原诗词音乐，宋朝的官员在西夏境内见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西夏的石窟壁画、岩画中也都有许多反映西夏音乐文化的画面。今天，当我们踏上西进的旅途，到达古代文化宝地——甘肃敦煌时，就会发现在敦煌莫高窟的77个西夏窟中已知的有乐伎图的洞窟就有11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17幅。安西榆林西夏窟中有伎乐图的洞窟为2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2幅。这些都是一部活生生的西夏音乐文化史、乐器史，
西夏文学是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党项羌族为主，兼有汉族、回鹘、吐蕃等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中国文学园林中的一朵奇葩。一定的文化现象总是以相应的经济为基础而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同时期的辽、金相比，在文学领域内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这源于西夏所统治的河西陇右地区自古就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早在汉、魏、晋时
党项羌人在内迁之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这时，党项社会中设有专门的常备武装力量。部落成员出则为骑，入则为民，个个都是战斗者，因此，党项内部“贵壮贱老”成为社会风尚。随着战争的频繁，党项部首领的权力逐渐加强，这时也出现了部落兵。这是游牧民族所共有的特点，各级酋长就是各级军事组织的指挥员，此时的军令、军制只是口头约定的，还处于萌芽状态。党项部落在不断地内迁、掠夺战争和受封于中原王朝的进程中，
被誉为“文字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印刷，主要是指隋唐时期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和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毕昇发明的，他的泥活字比西方的铅活字早了400年，毕昇也因此被誉为世界活字的鼻祖。木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传统的说法是元朝的王桢发明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本，只有文献记载。这也使部分国外的学者对中国
党项羌人在其社会发展的早期就有着集体性、共同性的原始信仰，这些原始信仰制约着党项羌人的心理、思维、行为和习惯，也贯穿于党项羌人社会发展的过程。党项羌人的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过着游牧狩猎、居无定所的生活，生存之衣食住用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所以，党项羌人对自然界有着巨大的亲和性和敬畏性。同时，由于他们对诸如风、雨、雷、电和灾难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便开始崇拜上天、大地、日月、河流等，这就产生了党项
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九月二十日，夏仁宗李仁孝卒，终年70岁，谥号“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名“寿陵”。李仁孝在位54年，是西夏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死后，皇位由他的长子李纯佑继承，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的夏桓宗。李纯佑继位时年17岁，在位共14年，实际执政12年，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末继位，天庆十三年（1206年）年初被废黜，这两年不计，此时正是西夏的多事之秋。外部，蒙古汗国
石窟作为一种文化，最早源于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许多有关石窟的神话和传说。汉代佛教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使佛教在我国南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名山胜地遍布佛塔寺庙，其中，北方的鲜卑族各部统治阶级把原先对石窟神灵的崇拜与佛教信仰相结合，在许多有天然石窟的地方大事雕凿各种龛洞佛像，使佛教文化现象遍布黄河一带。此后，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和一代代统治阶级对这种文化的传承，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石窟文化胜境。西夏的石窟
西夏灭亡时，蒙古军队焚烧其城，并对其境内的居民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使境内的郡县废于兵，土地荒芜，造成长达30年难以恢复元气的境况。西夏的遗民何去何从了？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困惑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夏灭国之时，依然有许多人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西夏遗民不仅在西夏故地继续生息繁衍，而且，随着蒙元王朝统一战争的继续，他们的活动空间逐渐扩大到了中原地区。在元代，西夏遗民被称为“唐兀人”，是色目人中的
12世纪，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部逐渐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当蒙古人兴起之际，驻在蒙古高原上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其他各部落的势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部落，有的与蒙古部落的人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习俗，有的则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有的已产生了国家政权机构，有的则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总之，这一时期的蒙古高原上民族成分复杂，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由于各部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彼此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