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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有什么历史发展?中国道教概述简介

时间:2021-11-26 01:04:47编辑:佚名

中国道教在一千八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先后揽收先秦道家典籍《老子》《庄子》《文子》以及后出的《列子》、《亢仓子》奉为诵习的经典外,经过长期的宗教实践活动,在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以及传教等方面,积累了种种经验;又经若干代的努力,将这些笔之于书,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经籍书文。现存《正统道藏》的主体,就是这些经籍书文的基本结集。它以自己特有的内容,表现为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与儒、释两家的文化互相区别又互相交融,成为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道教经籍书文的造作与结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五斗米道创建时期,除以《老子》五千文为祖经,并为之作注释(如《老子想尔注》),以为教徒诵习之课本外,新创作的经书只有先出的《太平经》和张陵所写的道书若干篇。此后,经书日有增益,至东晋初,葛洪《抱朴子·遐览》即著录道书六百七十卷,符书五百余卷,共一千二百余卷。东晋中后期,上清、灵宝派出,在佛经广为传播的影响下,道书造作的规模日益扩大,创作了上清、灵宝两大部类经书各若干卷,加上三皇经系统的经书、正一派的经书,篇卷已甚为可观。因而要求结集成帙,以广传播。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相继有一些道士对当时零散的道书进行搜集与整理。但因受人力、物力和传播手段的限制,无法将结集的经书进行大量抄写传播,仅能辑录经书目录传世。相继编成的经书目录,主要的有:南朝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齐梁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梁陶弘景《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北周玄都观《玄都经目》、王延《三洞珠囊》等。这些经目现皆已不存。据北周甄鸾《笑道论》称,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已著录道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实有者一千零九十卷),《玄都经目》则著录道书六千余卷(实有者二千零四十卷)。可见至南北朝末,道教经书较东晋葛洪时有了较大增加。道士们在整理经书、编制经书目录的过程中,创造并逐步完善了道教独特的经书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上述各种经书目录按此法分类,以后的各部道藏亦以此法分类,沿用千余年未作改变。

道书之正式结集成“藏”,始于唐开元(713~741)时。玄宗诏令天下搜访道书,经过整理,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进行编纂,最后成中国第一部“道藏”,名《开元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曰五千七百卷,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后经五代之乱,这部道藏因遭兵燹而散失不全。至宋代,从太宗至徽宗间,几经修“藏”,编成传写者有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初之《宝文统录》,真宗天禧三年(1019)的《大宋天宫宝藏》,徽宗政和(1111~1118)间的木板刻印《政和万寿道藏》。

[page]至金元,在《政和万寿道藏》残板基础上,又相继于金明昌元年(1190)修成《大金玄都宝藏》,元乃马真后三年(1244)修成《玄都宝藏》。最后一部道藏是明正统九年(1444)刊竣之《正统道藏》及其续书《万历续道藏》(刊成于万历三十五年)。正、续两部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

它是道教文献的大集成,也是祖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之一。明万历之后,虽无道藏之大结集,但规模较小的道教丛书,却时有编纂。最重要的有清初彭定求所编之《道藏辑要》(后经增补再刊为《重刊道藏辑要》),它除选收正续《道藏》之书外,又增收明末清初著作一百一十种。此外,明、清、民国间,又相继编成《道藏精华录》《道藏续编》以及道士个人专集,如《方壶外史》《道书十二种》《古书隐楼藏书》《道书十七种》等。其他如敦煌遗书、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及《永乐大典》等中,还有不少散见道书。如果将上述已经小结集和尚未结集的分散道书加以收集整理,数量一定十分可观(目前巴蜀书社正在着手将它们编纂成《藏外道书》)。这些藏外道书和正、续道藏之书加在一起,将是目前所存道教经籍的全貌。

道教经籍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方面很多。有被作为礼拜诵读或传习的经典,如《道德真经》(即《老子》)、《南华真经》(即《庄子》)、《通玄真经》(即《文子》)、《冲虚真经》(即《列子》)、《洞灵真经》(即《亢仓子》)以及道士所撰之《太平经》《黄庭经》《西升经》《大洞真经》《度人经》《清静经》《阴符经》《玉皇经》等;有阐发教理教义的著述,如《真诰》《道教义枢》《玄珠灵》《化书》《重阳立教十五论》《净明忠孝全书》等;有医学养生著作,如《养性延命录》《幻真先生服内元气诀》《服气精义论》《枕中方》《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等;有外丹黄白术著作,如《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修伏灵砂妙诀》《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诸家神品丹法》《庚道集》等;有炼养著作,如《周易参同契》《崔公入药镜》《诸真圣胎神用诀》《钟吕传道集》《悟真篇》《青华秘文》《陈先生内丹诀》《大丹直指》《中和集》《金丹大要》《天仙正理直指》《道书十二种》等;有符箓道法著作,如《灵宝五符序》《上清豁落七元符》《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上清灵宝大法》《灵宝玉鉴》《道法会元》等;有斋醮科仪著作,如《正一威仪经》《玄门十事威仪》《太上出家传度仪》《三洞修道仪》《道门科范大全集》《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有教规教戒著作,如《太上老君戒经》《老君音诵戒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赤松子中戒经》《玄都律文》《洞玄灵宝上品成经》《灵宝天尊说十戒经》《要修科仪戒律钞》《道门十规》等;有神仙、道士传记,如《列仙传》《神仙传》《南岳九真人传》《三洞珠囊》《三洞群仙录》《仙苑编珠》《金莲正宗记》《清微仙谱》《甘水仙源录》《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玄品录》《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汉天师世家》等;有宫观山志著作,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金华赤松山志》《仙都志》《天台山志》《南岳总胜集》《武当福地总胜集》《武当纪胜集》《茅山志》《岱史》《西岳华山志》《宫观碑志》等。

[page]以上仅是道教经籍构成的几个重要方面,也是道藏收书的主体。除此之外,道藏又收有若干非道教之书,至元《道藏尊经历代纲目》云:“儒书、医书、阴阳、卜筮、诸子百家皆与焉。”儒书大抵指扬雄《太玄经》、邵雍《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鲍云龙《天原发微》,以及一批儒家《易》学著作,如《易因上下经(李氏易因)》《易林上下经(焦氏易林)》《古易考原》《周易图》《大易象数钩深图》《易数钩隐图》《易象图说》内、外篇等;医书大抵指《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略》《黄帝八十一难经》《图经衍义本草》等;阴阳卜筮书大抵指《黄帝龙首经》《黄帝宅经》《黄帝金匮玉衡经》《玄妙白猿真经》《六阴洞微遁甲真经》《遁甲缘身经》《六壬明鉴符阴经》《卜大象星历经》等;诸子百家书大抵指除《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亢仓子》外,所收之《墨子》《鬻子》《鹖冠子》《公孙龙子》《尹文子》《孙子》《韩非子》《鬼谷子》《子华子》《素履子》《无能子》《刘子》等;此外,还收有《山海经》《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外传》等。道藏收书之杂,曾为儒家和佛教徒所诟病。应该说,道藏的出格收书,并非全无理由。如上举《易经》,虽被儒家列为六经之首,但是否即为儒家之专书,还是值得探讨的。实际上,祖述《易》是道教的传统,从它建立起,即把《易》和《老子》一起作为方术修炼,特别是内、外丹修炼的理论指导,自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起,直到后世外丹、内丹各派无不祖述《易》。因此许多道教学者皆视《易》研究与《老子》的研究一样重要,且不时有颇有见地的《易》学著作问世。五代道士陈抟在《易》学上的成就,不仅深刻影响道教内丹学,也深刻影响宋代儒学。其他如宋元道士俞琰、雷思齐等,在《易》学上的成就也较大。因此道藏在收道教《易》学著作的同时,兼收一些儒家《易》学书,似乎不无道理。又如医书,道教从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出发,一直重视医药学的研究,一方面借以祛病延年,另方面以之济世利人。因此在历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道藏在收这些道教医学著作的同时,兼收《黄帝内经》和《图经衍义本草》等,似也不无道理;何况黄帝是道教所尊之祖师,收托名黄帝的医书,在道教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如此,但是道藏收书过滥,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其中不少书都与道教无关或关系极少的。不过,由于收书超出道教典籍的范围,却意外地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首先,它保存了部分古佚书。如《黄帝龙首经》《黄帝金匮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广黄帝本行记》等,皆是早佚的古书,幸赖《正统道藏》加以保存。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从中发现后,遂于嘉庆年间收入其所刻《平津馆丛书》中。清代另一著名学者严可均在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曾广泛利用《正统道藏》,以辑校逸文、[page]遗书。其次,现存明《正统道藏》上承元《玄都宝藏》和《大金玄都宝藏》,而金、元二“藏”又是在宋《政和万寿道藏》版片的基础上修补而成的(元藏则加了全真道著作),因此保存了不少宋版书,所以在版本学和校勘学上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清代著名学者惠栋说:“道藏多儒书古本。”最著者如《墨子》《淮南子》《山海经》等。清著名学者毕沅曾取“道藏”本以校《墨子》,庄逵吉亦据“道藏”本以校《淮南子》。今《正统道藏》之《山海经》,虽不一定出自宋版《道藏》,但却出于宋《中兴书目》所录“每卷有赞者”,它不仅保存了一种南宋刻本,而且每卷附有《图赞》(不全),更是现存《山海经》版本中的孤本。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注》,皆以《正统道藏》本作为重要参考本。

道教经籍之价值,远不止上述两端。除它是宗教特别是道教研究的基本资料外,对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也有重大研究价值:(一)中国哲学。在封建时代,儒家学者一直视儒学为正统,认为只有儒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佛、道二教既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哲学也不能登大雅之堂。这种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亦有相当影响。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偏见或误解。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来看,佛道哲学与儒家哲学同样是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教自东汉末产生以来,即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并同儒家一样,广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为了树立和巩固自己长生不死的宗教信念,宣扬宗教教义,曾对其宗奉的《老子》和《易》进行了大量的诠释,并在实践中努力寻求达到这种宗教目的的各种方术。通过对《老子》《易》的诠释和各种方术特别是内丹术的阐扬,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和道德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在许多道书中,主要是大量关于《老子》《易》的注疏中,有许多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在众多的内丹著述中,有许多“心性论”的阐释。其中也不乏深刻的见解。应该看到,道教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儒、释,它汲取了许多儒、释思想;同样,儒、释两家哲学的发展也有赖于道教,也不同程度地汲取了道教思想。单就儒家的宋明理学而言,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有赖于对释、道思想的汲取。众所周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在汲取了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除吸收了佛教思想外,主要是吸收了《老子》和道教内丹学。其后的程、朱各家无不从佛、道汲取思想养料。

[page]儒、释、道三家既互相斗争,又互相汲取,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因此,如果只研究一家两家,而不同时研究三家,就很难对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点,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许多人的共识。

(二)养生和医药学。道教徒为求长生不死,一直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养生方法,如它承袭了古代的行气、导引、按摩等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使之在理论上、具体方法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其长生不死的目的虽不能达到,但对健身延年却颇多成效。许多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现存《正统道藏》中的这类著作,为现代养生学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料。

与此同时,为了同样目的,道教又很重视对医学和药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道教发展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学家,最著名的有东晋葛洪、梁代陶弘景和唐代孙思邈。

他们在医药学上的成就,是同时代医学家中之佼佼者,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们或者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世人,或者以医学巨著留存后世。这些著作现虽大半失传,但留存在《正统道藏》中的,尚有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包含有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的内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皆是中国医药学史不朽之作。唐以后,卓有成就的道教医学家及其著作,也代不乏人,如宋佚名道士之《急救仙方》,元末明初著名清微派道士赵宜真之《仙传外科秘方》,以及清代著名龙门派道士刘一明之《经验杂方》《经验奇方》《眼科启蒙》《杂疫症治》等,是各代道教医学家和医学著作的重要代表。道教医学的成就和发展,虽然离不开中国传统医学,但它从宗教要求出发,又在某些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如他们强调济世度人,因此十分重视医德,医生对病人应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不分贫富贵贱,怨亲善友,一律以“大慈恻隐之心”“一心赴救之”。从普救众生的观点出发,又十分重视对下层群众和妇女儿童疾病的研究,注意医方的大众化和药物的就地取材与廉价。

(三)中国古化学。道教徒为了长生不死的宗教目的,又继承古代炼丹术,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他们以为通过矿石药物(或加草木药)的冶炼,可以炼成“仙丹”,用以服食,即可长生不死。故许多道士以毕生精力从事药物的选择、配制、烧炼,经过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不知作过多少次试验,研究过多少种药物的性质,炼就多少种矿石化合物。这种炼丹活动虽为宗教目的所驱动,但实际是在不自觉地从事化学实验。“仙丹”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炼成,但却观察到了许多矿石药物的化学变化,认识了许多矿石药物的性

[page]质,为中国古化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一般化学史家都称道教炼丹术为中国古化学的先驱,《正统道藏》所载大量外丹黄白术著作是中国古化学史的重要资料。中国三大发明之一的黑色火药就是道士在炼丹中首先发明的,时间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其根据见之于《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伏火矾法》。中国冶金史上最早的水法炼铜,也是道教外丹书首先记录下来的,时间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宝应年间(758~762),上书卷四之《丹房镜源》也记载其事。至于道士在炼丹中制造出具有实际疗效的内服和外用丹药,扩大了医药来源,更是不在少数。

此外,《正统道藏》所收的大量内丹书,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史料,也是研究气功学、人体科学的直接资料。《正统道藏》中还有若干地理、文学、音乐方面的著作,也很有研究价值,如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邱处机西觐元太祖途中的地理、民情,就是研究当时中亚地理、民情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总之,收入《正统道藏》及其他散存的道教典籍,既是道教活动的记录,又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如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鉴别,剔除其封建糟粕,汲取其精华,将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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