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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当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在沦陷后的南京城内惨遭屠戮时，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祥和”“平静”的南京。日军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广播、电话、信件往来全都被切断，南京变成了一座黑暗的信息孤岛。12月16日，南京的最后一位西方新闻记者、美联社的叶兹·麦丹尼尔在日方的强制要求下离开。12月23日，马吉在信中写道：“日本人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南京，因此我们现在与世隔绝。”12月31日，乔治·费奇在
费奇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38年1月，而马吉的拍摄持续到了1938年4月，这4份拷贝并不是马吉拍摄的完整影片。但是，无论如何，马吉胶片上的南京真相，终于开始在世界各地艰难地传播。英国女传教士莱斯特小姐勇敢地把影片带到了日本，她天真地以为，如果日本的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影片，可能会对停止暴行有所帮助。她的确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教领袖放映了影片，但她的行为很快遭到禁止，影片从此下落不明。提供给
正如福斯特写给妻子的信中所说，马吉和福斯特留在南京的一个原因，是与其他２０多名留守外籍人士合作，共同建立安全区，以便为难民提供一个避难场所。11月22日，由7位美国人、3位德国人、4位英国人和1位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全区委员会”）成立，约翰·拉贝任主席，马吉也是成员之一。委员会规划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设立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26个难
12月10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正式下达向南京发起总攻的命令自这一日起战火自东向西向南京燃起中日两军在南京城垣四周展开了激战南京城墙作为古代军事防御设施，最后一次发挥军事作用，就是在这场南京保卫战里。 12月9日光华门外光华门位于南京南线，是南京保卫战期间战斗最激烈的阵地之一。1937年，日军步兵第36联队趁中国守军第51师撤守河定桥，而刚奉命赶来的第87师立足未稳之际，以步兵2000余人，
“只要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悼念活动，不管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我都会来参加。这段历史需要让更多人知道，需要我们去说。我不要传播仇恨，而是要做一个和平使者。”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年逾九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说。1927年出生的葛道荣，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已经10岁。本该快乐的童年记忆，却充满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画面。战争带来的伤痕烙印终生。 “1937年12月18日，我在汉口路金
1946年3月，在宣告投降后的日本，一百多名制造战争的日本甲级战犯已经锒铛入狱，由中国法官梅汝璈参与担任法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已组建完成，引渡战犯谷寿夫来华受审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十多人规模的中国检查团抵达东京，誓要将这群制造灾难的恶魔，特别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们，血债血偿！但是，1946年3月1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体检察官会议上，当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宣读完起诉书
夏淑琴，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夏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2004年11月23日上午，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她于2012年12月6日启程，到日本大阪、京都、福冈、冈山、神户、金泽
“只要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悼念活动，不管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我都会来参加。这段历史需要让更多人知道，需要我们去说。我不要传播仇恨，而是要做一个和平使者。”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年逾九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说。1927年出生的葛道荣，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已经10岁。本该快乐的童年记忆，却充满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画面。战争带来的伤痕烙印终生。 “1937年12月18日，我在汉口路金
余昌祥，1927年10月19日生于南京，汉族。余昌祥从小过继给余必文，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他和养母躲到了南京扫帚巷王全胜粮行一个大管道里，幸免于难。余必文等7人没来及没进入管道，被日军发现，当场被日军士兵捅死了5人，余必文也被捅成重伤。他的生父余必福也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1952年以后，余昌祥在南京工艺装备制造厂工作。1987年退休至今。 “我见过的死人太多了，看淡生死了。年轻时，
1937年，艾义英只有9岁。“我父亲他们的名字都在‘哭墙’上，现在我眼睛哭坏了，看不清了，但每次来纪念馆我都会去那儿看看他们，”91岁的艾义英说，自己每次来纪念馆心里都非常难过，每次面对媒体讲述这段历史也会让自己回去好些天都难以平复，但她每次都义无反顾地前来参加，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向媒体讲述。媒体问得小心翼翼，生怕戳到老人的伤处，但她却反过来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把这些真实的历史传播出去，我也拜托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