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五行解释了湖北武汉为什么会发生疫情。

2002年，大家骂死果子狸。

2020年，全民讨伐菊头蝠。

两广多老餮，早就成为共识。的确，没啥东西是老广们不敢吃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统统都可变为食材。

而去吃那“食之无肉、看之不雅”的野味儿，除了因为天下好吃佬多，恐怕更多是有些人的骨子里天生有一种“搞劲”和“邪气”。

苕吃哈涨（武汉话，意为胡吃海喝）有么斯（什么）意思？南方人，本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就湖北所处的地理环境来看，省内大多数城市，有就地取材的靠山吃山，亦有来自江河馈赠的靠水吃水。于是楚人爱河鲜、湖鲜、山鲜。

▲洪湖，常被人称为鱼米之乡

民以食为天，被称作“九头鸟”的湖北好吃佬们，性格中既带蛮劲又带巧劲，把那些“长得不像食材”的生物做成盘中餐，或许符合部分人群“会吃东西”的标准。

正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但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怕是很多地道的湖北佬都说不清。

“九头鸟”三个字，在不同语境下，褒贬都存在着争议。有狡黠之意，有精明之感，也带几分奸诈，亦或有种干练的味道？

爱家乡的湖北人（特别是生意人），把这句话解读为湖北人会做生意，吃得开。而在大多数外地人口里，往往是被富有心计的湖北人坑了，才会冒出一句，“害！真是个九头鸟！”如此想来，实在不像什么好话。

九头鸟到底是不是好鸟？

实际上，九头鸟的说法来源已久。先秦时期楚人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句曰九凤。”可以说，九凤即为九头鸟的本源。

在讲究阴阳和合的中国古代，九被看作是最大的阳数，寓意吉祥神圣。作为湖北人祖先的楚人，有着强烈的崇凤情结，楚人始祖祝融也被认为是凤的化身。

屈原在《离骚》中写到：“凤凰纷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论语·微子》中也有将孔子比作凤的描述：“凤兮凤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还有楚庄公将自己比作鸟，立志“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秦汉大一统后，湖北人的身份从楚国人变成“中国人”，崇凤的文化失去了民族土壤，“九头鸟”与“九头凤”这样的神鸟概念相剥离，变成了“怪鸟”、“坏鸟”。

失去了神性的九头鸟，在秦汉后更是地位不保，被认为是带来不祥之鸟。

南梁《荆楚时岁记》中说到：“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牀（chuáng）打户、捩（liè）狗耳、灭灯烛以禳之。”

《隋书·五行志》记载：“后齐孝昭帝即位之后，有雉飞上御座。中大同元年，又有鸟止于后园，其色赤，形似鸭，而有九头，其年帝崩。”

唐宋之后，九头鸟甚至演变成可以摄人心魄的鬼怪邪神。之前我们写过一篇讲“剪指甲”禁忌的文章，提过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鸺鹠即鸱也，为囮，可以聚诸鸟。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虫，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

说的那么复杂，其实指的就是九头鸟，夜晚会出来作祟，吃人精血。

如此可见，九头鸟算不上什么好鸟。

九头鸟和湖北人又是什么关系？

虽然先秦时期楚人就有崇拜“九头凤”的传统，但真正将九头鸟和湖北人联系起来，却是明代之后的事情。 清末的笔记汇编《清稗类钞》中称：“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可见，“九头鸟”本就是讥讽湖北人狡猾多诈的。这恰好也符合“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句俗语的讲法。而在民国时代，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湖北人刁蛮、好斗。

▲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林语堂在其地图炮名著《吾国与吾民》中曾写道：“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更典型的事例出自蒋介石。据《武汉文史资料》，1932年6月，蒋介石在会议上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得很！”

历史上还有一轶闻，说1963年毛结识了舞蹈演员、湖北人孟锦云后，戏称其“小九头鸟”。孟赶忙岔开话题：“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看来湖北人自己，也难免架不住这九头鸟的称号。

▲孟锦云

时间长了，对于这种地域偏见，热血的湖北人自然要想方设法圆过去。流传最广的一种辩解是，这是因为湖北人张居正在明朝推行变法时，重用了九位湖北籍官员，反动派便以“九头鸟”攻击正义的湖北人。

▲张居正画像

只是，这在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证据，纯属yy。

九头鸟的地域之争

撇开上述历史考证，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说，湖北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九头鸟”的，亦有迹可循。 湖北中南部为汉江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都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洪灾最频发的地区。长江在此称为荆江，水流缓慢，河道蜿蜒曲折。汉江也有“曲莫如汉”之说。每到汛期，排水不畅，大水极易漫过或冲破河堤。

应对洪灾成为当地居民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毕竟洪水一来，一切都付之流水，积蓄毫无意义。洪水迫使人们为了土地和生活相互争斗。洪灾越是频繁，围绕洪灾的民间冲突也会越发激烈和常态化。

元末明初，湖北在长期的战乱后民生凋敝。为恢复生产，明政府开启了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即“江西填湖广”。随着移民和人口增殖，到清朝中期，江汉平原的人口暴增。

为了生存，人们开始大规模的围埦筑堤，将原来的河滩湖泊变成耕地，加剧了江汉地区的人地矛盾。而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也使得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相互冲突也越发增多激化。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到如此浸染，让湖北人天生就带着几分搞事情的基因。

湖北人不信邪。湖北人不服周（不服气）。在这其中，最不信邪、不服周，充满江湖气概的，莫属省会城市，大武汉。

武汉为什么会“病”？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位于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中间，又有长江、汉江交汇，地理位置极其优越，素有“九省通衢”之名，被誉为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

实际上，武汉不止交通便利，其在地缘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上乃兵家必争之地。

顾祖禹在《读史方與纪要》中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这段话十分中肯地指出了居于天下之中的武昌（武汉）其位置的重要性。

所谓山管人丁水管财，地处全国腹地的武汉，又为财库的象征。

得益于母亲河长江之水，作为“千湖之省”的湖北首府，武汉水龙脉浩浩汤汤。水龙飞武，犹如人之血脉在体内循环流淌，生生不息。

又有龟山、蛇山两座灵山隔江相望，龟、蛇历来都是长寿和钱权的象征，山龙齐鸣，夹江对峙，是为“龟蛇锁大江”。

但历史进程中，人类不懂得克制贪婪欲望，对自然的征伐下，终使山水龙气劲有所疲软，大武汉亦是有所懈怠。

当前受困于肺炎之虐的武汉，满目疮痍。如果把全国比作人体，武汉就像我们的脾脏，五行属土而居中。按照五脏与五行学说，肺为主气之枢，脾为生气之源。脾土生肺金，生者为母，母病必然及子。

正所谓，强其母而壮其子。唯有培土生金，调补中州，充实后天，武汉之病方能好转。

回顾往昔，武汉向来是一座有着英雄气概的城市。即便是经历战火硝烟和金融危机，它都从未真正落魄过。

处尊而不养优，受挫而不志短。当下虽疫病肆虐，顽疾横行，对武汉造成了一次重创，但这同样是震耳发聩的一记警钟，更是刮骨疗毒、去腐存新的一次重生契机。

武汉作家方方曾说，武汉是个南北夹缝中的城市，武汉人的性格便也呈南北兼容之状：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换种说法，也可谓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

武汉大热大冷的自然环境，也容易让人的性格大起大落。所以，武汉人易暴易怒，但也易解积怨，不计前嫌，对他们而言，什么都是来得快，去得更快！

作为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眼下固然元气大伤，但地处华夏之“中”，坐拥“天元”之位的它不会一蹶不振。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个城市必有吞吐山河的大气磅礴，也注定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

楚风常在，汉江长流，我们期待武汉“解封”的那一天！

写在最后：

熟悉雷门易的老粉知道，小米经常在留言区，用洋泾浜和大家嘎嘎珊瑚。但实际上，我会写下这篇文章，是因为自己是个土生土长的湖北人。十多岁我才离开家乡，来到魔都，逐渐成为一名新上海人。

在我记忆里，湖北人的确是喜欢吃野味的。但这个野味，不是被推至风口浪尖，那些长得根本不像食材的东西，而是温润了我童年的山林美馔和故乡风物。

湖北无疑是丰饶的，冬天有粉糯的洪湖藕和清香的山藜蒿，春天有香椿可以炒蛋，初夏有城市里难得吃到的爽口地皮菜，盛夏有清甜的莲蓬和菱角……

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九头鸟们，好吃也会吃，在不经意中，犯下了贪吃的错。

他们忘了，食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有它自在的逻辑。

大多数时候，人类都在为解决温饱奔忙，也爱习惯从大自然中掠取。而自然用它的法则警告我们，“我们从未战胜过大自然，只是自然一直在放我们一马。”

但我相信，落难后的九头鸟，将迅速恢复灵巧之态，保持高度机警。虽犯过错，但只要痛定思痛，仍能浴火重生。九头鸟必能蜕变成智慧的鸟，吉祥的鸟，不死的鸟！

参考资料：

知乎@地图帝：武汉，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有多重要？大象公会：湖北人为什么被叫做九头鸟？

地史馆：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作九头鸟？

武汉吃货：武汉，本来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