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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记载的牧野之战

时间:2020-11-11 08:00:01编辑:梓岚

牧野之战的战斗经过,《逸周书·克殷解》有简单的描写: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即纣)从。武王使尚父(即吕尚)与伯夫(即百夫长)致师(谓单车挑战)。王既誓(宣誓,即《书尚·牧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于火。

这里说,作战前,先使吕尚和百夫长“致师”。“致师”是单车驰近敌方“致其必战之志”,这在春秋时还很流行,可能起源很早。这里又说,开战时,只是“以虎贲、戎车驰商师”,该是事实。这时武王统率到牧野的军队,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

《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都说:“武王将素甲三千(《战国策)“三千”下有“领”字),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素甲三千”就是“虎贲三千人”,“战一日”就是甲子日从早到晚打了一天。当然,在这场大战中,除了“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作为主力以外,也还有西方八国之师,看来数量也是不多的。

《史记·周本纪》说周的方面诸侯来会的有车四千乘,而商的方面发兵七十万抵拒,都不免是夸大之辞。《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说纣“将率天下甲兵百万”,“以与周武王为难”,同样是夸张的说法。商在牧野的军队人数,确是大大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殷商之旅,其会(“会”通“於”,旌旗)如林,矢于牧野。”但是不可能多到几十万到百万,这是战国时人用当时战争情况附会的产物。

殷之所以兵多而不堪一击,首先是由于殷贵族生活奢侈腐化,沉迷酒色,政治腐败,重用所谓“暴德”、“逸德”的人,对人民十分暴虐,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以致军队在战场上倒戈而拥戴周武王。《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墨子·明鬼下》也说,牧野之战,殷人“众畔皆走(“皆”原误作“百”,从王引之改正),武王逐奔人宫”。这时殷的军队早已丧失斗志,确是如武王《太誓》所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

其次是由于殷朝长期对四方夷戎部族的掠夺,和四方夷戎部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这时西方八国随从武王伐商,参与牧野之战;而且西北戎狄早已进据中原,东方夷族也早已“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传》),使得殷的统治地盘缩小很多,只有黄河以北的京畿和黄河以南的“南国”,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特别是和强大的东夷连年战争,力量消耗很大。所以春秋时人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栾武子语)。

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会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会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所谓“伐奄三年讨其君”,是周公东征的事。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是武王的事。这个飞廉,就是《秦本纪》所说善走的蜚廉,“蜚”、“飞”古声同通用。当是飞廉向东撤退,周师乘胜追击,直追到海边才杀死的。可以想见,杀死有力的恶来和善走的飞廉,是经过激烈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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