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原因分析

　　削减经费

　　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晚清政府开始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80年代，清朝已经有了四只海军：南洋水师、北洋水师、船政水师和广东水师。

　　1884年，中法海军在马尾发生海战，半小时之内，船政水师11只军舰，19只运兵船全被击沉，多座岸上炮台被击毁，清军阵亡500多人，150人负伤，另有五十多人失踪，马尾船政也被严重破坏。随后法军登陆，又造成更多军民的死伤。

　　晚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北洋水师随即接收了从德国和英国订造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等主力舰，共花费800多万两白银。加上其他军舰、辅助船、枪支弹药的费用，以及威海卫、天津、旅顺等基地的修建和招兵买马的费用。一共花费2000万两左右，北洋水师也一举成为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一只海军力量。

　　1891年，在户部尚书，即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主张下，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李鸿章只能通过在天津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炮弹。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于开平煤矿。丁汝昌曾向开平煤矿的总办张翼写了一封信：“……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状气力。”但是张翼根本不予理会，一是北洋水师的报价太低，根本买不起优质煤；二是朝廷大员和张翼多有瓜葛，甚至连直隶衙门也有开平煤矿的股份，丁汝昌根本拿他没办法。

　　随之而来的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锅炉，但是局限于户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锅炉汽管本皆旧朽，经此震动，多有渗漏”则是对于“靖远”舰当时的描述。三是炮弹问题，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多是天津机械局生产的实心弹，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的。

　　战舰无法更新，原有战舰“……济远火炮尚未齐备，经远、来远尚缺尾部主炮，定、镇两巨舰，应添快炮六尊，威远前膛旧炮，不甚灵动……”同时北洋水师也买不了新的战舰。而日军在甲午战争前“以国赌运”，购买了大量新式战舰，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

　　党派争斗

　　清朝后期，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腐败原因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拔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刘含芳对此评价二人关系：“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战略军备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成了70万，其中八旗25万，绿营44万；再加上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总数接近100万，可谓是“百万雄狮”。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53]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7000人，大都战死和殉国。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来指责当时的清军战场指挥官，应该说是非常不客观的。

　　技术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据统计：150毫米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可5发至6发，而同口径之刚性炮架的后装炮每分钟才1发。而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大量速射炮，达150多门，日本舰队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据统计，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3-6倍”。美籍洋员马吉芬说：“改良速射炮，以及能大量装填火药的榴弹效力显着”。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由于战前两年清财政困难，停止进口枪炮舰船，北洋水师弹药储备严重不足。还有弹药不足、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大东沟之战，“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指出：“海军经仗之后，无论胜败，其各船中奋勇者有之，退缩者有之，使能分别赏罚，庶足以鼓人心。我军仗后，从无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尝冒险，其冲锋救火奋勇放炮者，尚悔不学彼等之黠能。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士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

　　训练

　　水师教习英国教官琅威里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据史书载，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厕时“犹命打旗语传令”。由于他严苛的治军态度，以至于在北洋水师当中，竟然流传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话语。而在他严格的治军与训练下，北洋水师在训练上刻苦付出的同时，也保有了真正强大的战斗力。

　　琅威里不仅在治军方面严谨过人，还主张中国应利用北洋水师的强大实力来提升国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方面水兵多人受伤。这次冲突事件被称为“镇远事件”。而琅威里得知消息以后气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绝。在我们今天来看，琅威里的主张或许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身为一名外国人，却全心全意为了中国的海军建设而尽着全力。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画上了句号。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舰长）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了。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