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版要闻 - 刘建超会见意大利民主党国际书记普罗文扎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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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当天，刘女士与高先生均到庭参加诉讼。高先生表示，小儿子系一级智力残疾需要长期治疗，希望刘女士能回归家庭，刘女士则坚持要离婚。庭审结束后，法官对该案并没有立即判决，因庭审中原告、被告二人均确认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有7年，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经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的规定，但该案如果生硬地进行判决，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考虑到刘女士与高先生系自由恋爱结婚，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且两个孩子年纪尚小，且其中一个孩子智力有残疾，法官吴雪玲继续耐心地做原告、被告双方的思想工作，希望帮助夫妻俩打开心结，重归于好，共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经过庭后的数次调解和电话沟通，在刘女士的坚持下，高先生同意与刘女士离婚，但双方对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仍存在分歧。

为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抚养问题，吴雪玲主动前往高某所在的村委会并向村干部送达了《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调查函》，与当事人家属、村委会干部、村民等深入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原告、被告双方的家庭情况、经济状况、子女意愿以及与父母与子女的相处状况等，对双方是否具备抚养子女的条件进行细致调查，并向村委会干部征求妥善处理该案纠纷的意见和建议。

法官了解到，高先生在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方面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其本人也表达了强烈的抚养意愿，刘女士最终表示不再坚持大女儿的抚养权。9月12日，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就离婚及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刘女士与高先生自愿离婚，两名子女由高先生抚养，刘女士每月支付1200元作为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调解协议同时确认刘女士享有对婚生子女的探望权，高先生应当协助原告行使探望权。

法官还从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向双方释明：“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亲或者母亲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对子女仍具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父母都应当一如既往，尽心尽力，携手给未成年子女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环境下载就送28元体验金，给予未成年子女最温暖的爱！”至此，该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的离婚案件成功调解。（覃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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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余华英将受到的处罚似乎没多少悬念：2023年，贵阳中院一审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贵州省高院二审以原判漏罪等为由发回重审，今年10月11日，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余华英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伙同另外两人，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共计拐卖17名儿童，在一审和二审所认定犯罪事实基础上，拐卖儿童的数量增加了6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不可能被轻判。

她想到一个办法——在社交账号上发布自己和养父相处的日常。寻亲成功后，她会带着聋哑养父到姐姐家里一起过年，陪他一起去北京玩。她希望通过这些视频，告诉想找家但不敢找家的被拐儿童们：“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找，找到(亲生父母)之后，决定权在你们手里。你们只会多一个爱你们的人，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我在找到家之后，生活也没有被影响。”

杨妞花不忍心拒绝每位到访的记者，哪怕她已经把这些故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她格外珍惜每一次发声的机会。尽管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拥有上百万的粉丝，但她始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她希望通过接受采访，让更多人关注被拐儿童以及寻亲群体。正如她这次开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带在身边那样——“我想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拐卖事件，也希望判决能够震慑人贩子。”杨妞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