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历史网!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儒学有什么毁灭?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儒学的影响

时间:2021-10-01 15:03:20编辑:佚名

五十年代在孔子和儒学研究领域里虽然具有浓厚的左倾色彩,但既然是研究,当然也应该允许这种持左倾观点的人对儒学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批评,这实际上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不久便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必要组成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斗争矛头便对准所谓'四旧'。《人民日报》1966年6月1目的社论号召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将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彻底打倒和彻底废弃。于是不久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破四旧'运动,打、砸、抢、抄、抓等暴力事件遍及全国,民主与法制遭到了粗暴的干涉与破坏。

所谓四旧,基本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东西,除了一些精神性的习惯和风俗外,更多的则是中国历代遗留下来的物质文明的载体即图书文物等等。因此经过破旧的摧残,中国的文物典籍又一次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首当其冲的当然又是孔子和儒学。在这场运动中,曲阜的孔庙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孔庙中的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孔子及孔门弟子塑像被砸毁,匾额、牌位被焚烧,所造成的损失己无法估量。

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孔子及儒学方面的文物典籍虽然受到严重的破坏,但由于此时运动的重心尚不在孔子与儒学本身,因而还没有触及孔子与儒学的思想观念问题。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初,随着林彪反党叛国罪行的暴露,这一事件遂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即提出要通过批孔来防止右倾倒退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进行评法批儒。他认为,法家历来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来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是厚古而薄今的,是开历史倒车的。毛泽东在1973年9月23日会见外宾时还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此当他

[page]看到杨荣国所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之后,便自然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时在1973年8月。

以《人民日报》转载杨荣国的文章为标志,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在这一运动中有三个写作班子最为活跃、最为著名,一是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个批判组使用过的笔名有梁效、柏青、高路、秦怀文等。此组刚成立,即被江青指派进驻林彪住宅,调用林彪的个人档案以编辑林彪尊孔的言论,并以之作为批林批孔的资料。二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的主要笔名有罗思鼎、康立、石仑等。三是由康生控制、以赵纪彬为顾问的中央党校写作组,其主要笔名有唐晓文、辛风、史锦等。这三个写作班子遥相呼应,写作并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要求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国。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将此文作为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发至全党全国。中共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强调:'林彪是一个地地通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通知要求,为了深入批林,必须批判孔孟之道,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深入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4日和25旧,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了在京部队和中央机关批林批孔的万人动员大会。

同年《红旗》杂志第二期全文发表《林彪与孔孟之道》,并发表了题为《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评论。这篇评论在谈到批林批孔运动的目的时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迸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也才能迸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毫无疑问,批林批孔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是为了清算林彪的有关罪行。说来也怪,作为一代名将,林彪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对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他从其政治生涯的实践中,似乎真正领悟出孔子学说的有用性。他把孔子的一些语录书写成条幅或题字、题辞作为座右铭,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中庸之道;德、仁义、忠恕等等。凡此都被视为林彪借孔孟之道以复辟资本主义、反对唯物论辩证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证据。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批判孔孟之道的文章的学术水准可想而知,它们除了一些政治性的宣泄外,很少有客观的研究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因而其学术上的价值便几乎等于零,其留存下来的大量文章和图书只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笑柄而已。

[page]批林批孔运动将许多相当著名的学者卷入其中。这些学者的情况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这些学者都能坚守自己的政治操守,不为利禄所左右,虽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场运动的基本态势和进程,但至少于个人的政治节操无亏,学术品质无损。可惜这样的学者在当时实在太少,除了梁漱溟外,似乎还不多见。梁漱溟也并不是毕生都具有一股浩然正气。不过他在这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确实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具的起码良心。在运动发起之初,他虽然觉得将林彪的一些罪行都归之于孔孟之道并不太妥当,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逆潮流而动,最多只能'腹诽',而不能'明言',更不要说出头露面,大唱反调了。因此他在运动之初的选择便是保持沉默,静以待变。

无奈,当时的中国正如胡适早些年说过的那样,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没有说话的言论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特别是有名的东方文化、孔子文化的研究者和宣传者,如果梁漱溟此时出来附应捧场,宣传效果可想而知要比那些由尊孔而一变为反孔的学者出头更佳。于是江青想到了梁漱溟,她在鼓动批林批孔时捎带批判梁漱溟,指责梁漱溟何许人也,迫使梁漱溟只能公开发言,再次重申他对孔子及儒学的一些基本观点。1973年职月14日,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说,此时此地没有好多话可说,但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则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他觉得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文章,根本的意见是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观点。翌年2月24日开始,梁漱溟用连续两个半天的时间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系统地谈了他对孔子及儒家学说的基本看法。

梁漱溟基本看法是,作为历史名人的孔子,大体存在功与过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其巨大的历史功绩,他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上又确实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接受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这种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相比的。他生活在中国五干年历史的前后二干五百年之间,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可分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来观察,才能真正明了孔子学说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流行观点,梁漱溟基本上表示不能同意。像孔孟提倡的处世之道,批判者未能探其本原,而视为粪土,实未能得孔孟之真意。梁漱溟指出,孔子自有其根本学问在,其立身处世不过其学之可见于外者,非其全面。孔孟学说博大精深,囊括

[page]了许多方面,仅就立身处世而言,他们主张心思气力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用在对付他人。向内用力或称修己,或称修身,此点可以从立身行己和处世待人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自己要把精神集中收敛在自家身上,由此即可进入儒家的根本学问即所谓'慎独',另一方面,处世待人也非向外用力,而要反求诸己,正人先正己。至于孔孟的这些主张在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实际价值,梁漱溟认为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孔孟表达了中国古人高度的自觉能动性,即智慧早熟。尤其是孔子,虽为统治阶级中人,但能发挥通而不隔之心,在因袭中有创造,以化导乎众人,故能表现出一种超越乎时代、阶级限制的远大理想。梁漱溟此时虽然已部分地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他依然坚决反对以教条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评价孔孟的功过是非。

梁漱溟学术见解似乎一如其早年的那些看法,并没有多少新的意思。对学术的评估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人们此时所看重的并不是其学术上的价值与意义,而是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高压所应有的精神和骨气。可惜,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于是批林批孔运动便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参与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这也算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场不可多见的闹剧。

精彩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