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临终关怀的兴起与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临终关怀临终关怀作为一种新兴的医疗保健服务项目和新兴学科，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但是，关怀照顾临终病人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在我国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临终关怀观念所蕴含的“尊重生命”和提高临终病人的生命质量等社会伦理价值，以及“接纳死亡”等唯物主义生死观，可以在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中追溯到其根源。儒、道、释三种思想流派以及中国古代医学，各自有其临终关怀的思想特征。（一）儒家的临终关怀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其流派创立之始就与人的临终密切相关。古代社会最初称给富贵人家治丧葬礼的人为“儒”，迄至近代，名门富豪死了，仍然要当地文士学者，为死者牌位“点主”。儒家以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为其思想体系的内在主题。尽管孔子谈仁说礼，很少直接论死，子路问死，他正色曰：“未知生，焉知死?”但在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孝、礼等观念中都委婉地包含着对死的看法及临终关怀的意识。儒家的伦理观的基本道德范畴包括仁、义、礼、信、恕、忠、孝等，以仁为最高道德标准。所谓“杀身成仁”，即指仁人志士在濒临死亡时最需要的追求就是道义、信念、事业上的成功。“朝闻道，夕死可矣”，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为此不辞赴汤蹈火，成全死节。孔子临终之际，千余学生恭立聆听，他讲完最后一课方平静而逝，走完伟大教育家的人生最后一程。这恐怕可以算是弟子们对他最真诚的临终关怀了吧。儒家的临终关怀思想集中表现在“孝悌”上。朱熹诠释“孝梯”为：“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悌。”在儒家思想中，“孝悌”含义较广，既包括对父母和兄长的礼仪、赡养和临终护照，也包括居丧期应遵守一些礼俗。人的一生除病残和特殊原因外，一般无须子女的过多的照顾，特别需要关怀照护者唯临终阶段而已，孝悌在这里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孟子在《离篓篇》中强调：“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送死”者，“送终”也。“送终”是个广义的名词，它的内涵十分丰富，临终关怀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中国民间所谓“养儿防老”的“老”，其实也有“死”的意思，就是防临终前无人照护之意。俗话说“多子多福”，说白了，就是临终之际有众多子女照护，是为“福”也。因此，中国历史上无论帝王将相、庶民百姓，无不以临终关怀为“孝”的具体体现。儒家临终关怀思想对丧礼也有特殊的关注。孔子认为丧礼乃礼之大者，“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重视葬礼，但有节度。颜回死时，同学辈欲厚葬，被孔子阻止了。他认为，颜回无论从尊卑礼规，还是贫富境况等，都不宜厚葬，以免给家属带来经济负担，给颜回的声誉蒙上阴影，这实质上正是儒家思想对死者声誉和对死者家属关怀思想的一种折射。（二）道家的临终关怀思想老、庄道家视人的生与死为自然规律。认为生死之间如环状相接，周而复始，具有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老子曰：“出生入死”；庄子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志，息我以死。”表达了“生劳死息”的基本观点。就是说，活着就是奔波劳碌，而死亡，则是彻底的“休息”。基于这个观点，庄子一改人类“悦生恶死”的传统，主张“恶生悦死”。并认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悟出了生生死死相续相沿的规律。道家的生死观也是十分酒脱达观的。道家酒脱达观的生死观，引导人们从整个宇宙看待个人的生与死。他们认为，个人须臾的生命对宇宙而言，只是来去匆匆，如同气的聚散。因此，个人活长活短，或生或死，对宇宙都没什么影响。这种“生聚死散”的生死自然观，使人安于生，顺于死，摆脱面临死亡的哀痛悲恋情绪，解脱生存的根本困扰。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老庄道家的死亡观有着广泛的死亡教育作用，使人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强烈的生死反差。当临终者或家属认识到不只自己或亲人会死，而是任何人都会死亡时，心理生死反差就会得到平衡，临终之际的心身痛苦就会减轻。这方面，临终关怀的涵义是极为明显的。在道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神仙家以及佛教的影响而形成的道教，宣扬“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西升经》)。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的主张，具有一定的积极思想，但认为生命不死、羽化登仙，却又是反自然的，特别是诸如寻药、炼丹、辟谷、行气、导引、远游、饮露、餐霞等一系列活动被蒙上了迷信的色彩。但有些学者认为，中后期的道教，已逐渐脱离肉身不死的原教旨倾向，提出了“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的观点，由道教文化化生的养生术、气功术、补益药等，也逐渐脱离玄虚迷幻的羁绊，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对于临终关怀来说，对缓解症状、平衡心理、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存期等方面，不可否认也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实践价值。(三)佛教的临终关怀思想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死亡也是世间最为悲哀和痛苦之事。不过，佛教给死者以极大的希望：平日积德行善，临终之际亲友又能体贴入微地“临终助念”，就有希望“往生西天”，不然则“堕入地狱”。佛教又认为人的生死皆为有情：生时为“本有，临终刹那为“死有”，死后为“中有”，再轮回至初生刹那为“生有”。四有轮回，循环不息。因此在佛教的概念中，死亡不过是人在连续不断生死轮回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人应顺随因缘，面对死亡。佛教注重念佛，认为平时佛号不断、虔诚信佛的人死后可在佛力帮助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平时没有信佛念佛，临终之际能幡然而悟，为时也还不晚。如果来不及，则亲友的“临终助念”也可帮助死者“往生西方”。“临终助念”为佛教用语，指人在临终时由旁人帮助念佛。可见，从信仰佛教者看来，在人的临终阶段，亲友们最好的关怀就是“助念佛号”。而且这种关怀不仅在临终之际，在人死后八小时内还能助念佛号。据认为此时人的心跳呼吸虽然停止，但大脑还有潜意识，所谓“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如果随意搬动或号陶大哭，反会干扰死者的意识活动，引起他的怨恨之念，而临终助念则可使“将死或已死的人的最后一念放在念佛上”。这显然是一种超自然的“临终关怀”，但也不无可取之处。
（四）我国医学的临终关怀早在两干年前，祖国医学家就用望、闻、问、切四诊法总结了一整套临终的征兆之说。如病人目暗睛迷、循衣摸床、撮空理线、撒手遗尿等，均为“失神”，必将死亡。又有“假神”，则指精神由颓靡转良佳，语言转清亮，食欲好转，面色由晦暗而红赤，是谓“回光返照”。这时可诊为濒死，应及时告知家属准备后事，以示关怀。另有“经纩听息”法，就是用新棉置鼻前观察呼吸停止否以定死亡。而且还要“三日后而殓”，以免诊断死亡不清，出现死而复生的情况。
祖国医学主张治未病，不治已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见齐桓侯有疾，几次劝医无效，最后见病入骨髓，便不辞而走。《宋史·庞安时传》载庞“为人治病……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均体现了类似今日临终关怀中不做无谓救治的思想。
祖国医学中的临终关怀思想，更多的表现在医学伦理道德方面的著述中。医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幼长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就确定了医生对包括临终病人在内的各类病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明朝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说：“四识病原，生死敢言，医家至此，始称专门。”强调在临终病人面前敢于决断。清代黄凯钧在《友渔斋医话》中则更提出“不轻忽临危病人”、“不厌恶秽恶病人”。所有这些，皆被视作“医家功德”。祖国医学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临终关怀思想，对今天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医护人员，特别具有继承发扬的价值。（据心脏病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