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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愤》和《蜀相》均写于国家动乱的时代，诗人借诸葛亮的事迹来表达心迹。但两首诗的传达情感和写作手法有所不同，《书愤》多用白描和对比，诗风慷慨激昂，抒发了诗人渴望效法诸葛亮、报效祖国的心志与壮志未酬愤懑；《蜀相》借乐景抒哀情，全诗沉郁顿挫，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其功业未遂的惋惜。
《书愤》和《蜀相》均写于国家动乱的时代，诗人借诸葛亮的事迹来表达心迹。但两首诗的传达情感和写作手法有所不同，《书愤》多用白描和对比，诗风慷慨激昂，抒发了诗人渴望效法诸葛亮、报效祖国的心志与壮志未酬愤懑；《蜀相》借乐景抒哀情，全诗沉郁顿挫，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其功业未遂的惋惜。
《蜀相》的主旨：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敬以及诗人对诸葛亮功业未就的感慨。全诗赞颂了诸葛亮的才智品德和报国衷情，不仅表现了诸葛亮自身忠贞不渝的精神品质，也表明诗人对诸葛亮景仰的缘由。诗人在对诸葛亮的追忆之中，表达了他对国家时局的忧虑。
《蜀相》的主旨：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忠心报国的崇敬之情以及诗人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感慨。全诗颂扬了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和生平业绩，不仅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丞相忠贞不渝的精神的颂扬，也抒发了诗人对目睹国势艰危却报国无门的无奈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