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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王大为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对伤员抢救、现场封控、警力调度、走访调查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案发地点远离城区，增援警力正在途中。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伤害他人，王大为安排几名警力现场警戒开展后续工作，自己带队先行开展搜捕缉拿行动。爬上一处土坡，犯罪嫌疑人的车辆出现在水架桥附近，这座水架桥架设在30多米深沟的上方。抓捕组迅速包围车辆，可仔细搜寻后发现车周围空无一人。

2007年5月5日深夜，时任利通区公安分局金银滩派出所所长的王大为和民警开展夜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盘查发现驾驶员言辞闪烁、形迹可疑。凭借多年侦查经验，王大为立即命令民警警戒，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5718克，连夜循线追踪，一举将另外2名嫌犯缉拿归案。该案的侦破为当时开展的宁夏禁毒人民战争打响第一枪，王大为因此荣立个人一等功。

2023年11月，孙家滩公安分局联合吴忠市劳动监察大队处理辖区一企业拖欠员工工资205.5万余元，涉及人员66人。说起困难群众、说起农民工，他说：“你们没有过过苦日子，老百姓困难的日子你是没有见过的……”说话间他眼睛里泛起一丝泪光，这是一份怎样的爱民情怀才能如此。“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天大的事情，穷尽工作方法，也得想办法解决，否则，他们无法过年……”多年来，深深的爱民情怀，已经厚植在王大为脚下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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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拿大剧作家白仁耐(Leanna Brodie)和施崇梵(Jovanni Sy)伉俪耗费6年时间创作的这部剧，讲述了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合作，在1983年将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艺)舞台的故事。《推销员在中国》表现了在这一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深具意义的联合创作中，两国艺术家之间的文化冲突、相互理解和妥协，以及各自的内心省思。

施崇梵：的确花了这么久时间。如果没有疫情，也许它会提前两年问世。编写这部剧是白仁耐的主意。当时我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Richmond)。我那时在那儿管理一家地方剧院。列治文55%的居民是华人。但这家剧院的观众约95%都是白人。我想扩展剧院的视野和剧目，使之成为更受欢迎的空间，也更像它所在的城市。

白仁耐读到了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推销员在北京》，认为它对列治文这座城市来说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认为，这座城市变化太快。先定居于此的人与新移民之间出现了某种紧张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反映出在文化差异颇大的情况下，相互理解时的那种挣扎。当人们是如此不同时，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尝试达到相互理解的新水平。大概2017年，这部剧作开始创作。温哥华的剧作家戏剧中心后来将剧本初稿送到斯特拉特福戏剧节，并获得了支持，于是展开了后续合作。

施崇梵：排演这出戏就像是以一个完美的方式来讲述关于性格迥异的人们克服彼此间差异的故事。第一次与他人合作时你必须学会理解对方是什么人。这个故事可谓是近乎绝佳的例子，当中有文化鸿沟、语言鸿沟。故事发生在1983年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才进行了4年。我认为，西方和中国之间还有着很多误解与不信任。现在是一个讲述这两种不同文化故事的好时机，而这两者都是拥有伟大历史的文化。

阿瑟·米勒的剧作中有很多方面对于1983年的北京观众来说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像今天的中国人这么熟悉西方。剧中很多概念，诸如人寿保险、上门推销员，在当时的中国甚至都不存在。那部剧有一些非常精彩和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正如米勒和英若诚所说，归根结底，《推销员之死》是关于父子之情的戏剧。他们相信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那部剧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获得全世界广泛关注。

施崇梵：挑战之一是这部剧的规模和雄心。剧中约需20名演员，其中15人的对白要用普通话。全剧约40%是用普通话表演的。翻译张放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助理导演王方正和来自新加坡的语言顾问兼普通话教练赵娜，也对演员提高普通话表演的精准度起了关键作用。我有着从事双语和双文化环境工作的职业经验，知道需要在各环节做额外的步骤，才能让团队舒适地使用非母语工作。

施崇梵：我同意。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譬如中国有高铁等现代化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而我们的挑战是尝试描述一个还处于相对贫穷时的中国。除非观众上年纪了，否则较难理解这一背景。当时中国刚走出动荡，经济改革刚起步。我不认为这部剧有助于解释今日的中国，但我认为人们也并不像难以理解40年前的中国那样难以理解今天的中国。今天也许很多人都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施崇梵：剧中很多内容是关于英若诚感到自己两只脚踏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不像他那样会说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但我很高兴也能感受到自己属于两种文化。尽管我并非在中国长大，也不太懂中文，但我感到有些方面会点点滴滴渗透到任何有中国血统的人身上。我认为我与剧中人物的文化教养是相似的，对于如何行为及如何尊重他人的期望都很敏感。我很幸运，有很多文化顾问提出了他们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