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长称"遇事不要举报"惹怒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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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山东省分行：金融“贷”动曹县汉服“红飞翠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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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全国涉外检察工作会议在沪召开。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专门就涉外检察工作召开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总结涉外检察工作新进展新成效，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涉外检察工作，研讨交流进一步提升涉外检察工作水平、加强涉外检察工作。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忠明在开幕式上致辞。

近年来，检察机关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融入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持续深化双边多边检察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依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跨国犯罪，全面加强和规范涉外案件办理，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检察国际传播，扎实有效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动涉外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涉外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方面。”应勇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加强新时代新征程涉外检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站在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高度，把涉外检察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认识和谋划，找准涉外检察工作的时代坐标和职责定位，全面提升涉外检察工作能力和水平，以司法外事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坚定政治方向，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落实到涉外检察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履行检察职责、坚持依法规范，立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找准涉外检察的发力点，把可做的做到、该做的做好、能做的做实，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和对外工作。

应勇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高水平对外开放必然要求高水平法治保障。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更加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摆在涉外检察工作的首要位置，协同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坚定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持续加强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共同惩治跨境犯罪，协同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促进涉外犯罪治理。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着力服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依法惩治跨国经济犯罪，坚持内资外资等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保护，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持续落实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检察政策，立足检察职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以涉外检察工作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办理涉外案件是涉外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外案件，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认真贯彻实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对涉外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监督，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础。要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更加主动参与涉外法律法规和国际规则制定，加强基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更好推动完善涉外法律制度。

应勇强调，司法交流合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领域。检察高层互访是深化国家司法交流合作的直接方式，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是涉外检察的重要平台。要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根据国家整体外交和中央外事工作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检察高层互访，巩固拓展上合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金砖国家总检察长会议等多边合作机制，依托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中亚国家司法合作交流基地等平台推进人来人往、深化互学互鉴，不断扩大中国检察“朋友圈”。要加强检察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宣介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历史性成就，生动讲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法治声音，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方案、中国司法实践的理解和认同。

“检察机关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应勇强调，要树牢系统观念，加强机制建设，抓实基础工作，不断提高涉外检察工作质效。健全整体推进、部门联动、各方参与、协同高效的涉外检察工作机制，完善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工作衔接机制，加强与外事部门交流协作，增强涉外法治工作合力。加强涉外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深入开展涉外检察基础理论及前沿问题，国际法和区域国别法律制度、检察制度等的研究，更好回应涉外检察实践需要。加强涉外检察人才队伍建设，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规划和统筹，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努力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检察人才。

朱忠明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委政法委，感谢全国检察系统长期以来对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探索构建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涉外检察工作格局。我们深感在更高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离不开高质效涉外法治、涉外检察的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按照当好检察改革创新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要求，全力推进涉外检察改革，全力服务深化改革开放，全力培养涉外检察人才，努力以更高质效的涉外检察履职实践，为全面加强涉外检察工作提供更多上海探索。

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主持开幕式并作总结讲话强调，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涉外检察工作，关键要在“九分落实”上狠下功夫。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本次会议要求，扎实推动涉外检察工作行稳致远。要全面履行涉外检察职责，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加大对跨国犯罪的打击力度。要结合推进“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力服务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严格执行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认真抓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领域法律法规的落实，依法规范办理涉外案件。要加大跨境调查取证、追逃追赃力度，让“正义虽远必达”。要完善涉外检察人才培养机制，统筹“选育管用”各环节，健全符合涉外法治岗位特点的专业素能培养体系，积极组织检察人员参与处理具体涉外事务、参与办理涉外案件、参加国际司法合作和国际学术交流等，在丰富的涉外检察实践中锤炼过硬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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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职业闭店人”只是“职业背债”产业链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庞大且隐秘的金融骗局中，中介招募“职业背债人”出卖个人征信，操作方实际操盘，对背债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包装，替代企业法定代表人承担债务，或者从银行骗取房贷、装修贷、企业贷等大额信贷。一旦资金到手，中介和操盘手全身而退，留下毫无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面对逾期债务以及失信的人生。

“职业闭店人”是近年来日益增多的一种诈骗手段。一些中介个人或机构，与有一定负债、经营困难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合作，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使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协助原公司负责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并按负债总额，收取10%甚至更高比例的佣金。以“艺术伞”跑路为例，“职业闭店人”团队的收益，可能高达上百万元。

有职业闭店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成为企业“背债人”的门槛相对较低，只要个人征信无异常且无犯罪记录，即便是80岁的老人也可以顶替。除了在网上招募，不少中介活跃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必一app，针对社会闲散人员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宣传“出售个人征信，就能拿到百万元的回报”，一些经验丰富的中介为了增加说服力，甚至会展示搬运现金的视频。据周滨了解，目前“职业背债人”主要是“70后”“80后”，“不少人想，反正自己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就上钩了”。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长期关注“职业闭店人”乱象，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必一app，此前的一些“职业闭店人”案件，多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进行处理。消费者在投诉到政府有关部门后，往往由于定性难、查证难，甚至找不到试图“脱壳”的债务人等原因，相关部门很难推进或有效保护消费者。由于负债企业与职业闭店人的合作通常在暗中进行，消费者难以找到责任人，通过法院起诉，法院通常只能根据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对顶替的“职业背债人”进行判决，但这些背债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

近年来，“背债”产业盯上了个人征信。在抖音、小红书、知乎等社交平台，关于“职业背债人”的推送评论区，常常会出现“收白户”等公然的招募信息，其中也不乏上述钓鱼的话术。周滨提醒，除了一些好奇观望的人之外，这些信息可能多是由中介自己发布的，想营造出一种背债很受欢迎的氛围必一app，引诱“白户”入局。《中国新闻周刊》在小红书上收藏一则相关推送后，很快收到中介私信：“有兴趣？”“背债用‘00后’的话讲，就是卖征信的钱。”

薛方是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信用学会副秘书长兼生态信用专委会主任。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经过近25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据央行披露，截至2023年末，征信系统收录个人11.6亿，企业和其他组织1.3亿户。当下，这一系统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治理效应，查询信用报告成为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进行风险防控的必要环节，也在助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但与此同时，个人征信的价值，也开始被诈骗团队觊觎。

郭宏不懂金融和征信，“背债就在迷迷糊糊中发生了”。他跟着介绍人去了郑州，遇到操作方必一app，并交出了身份证。对方先是帮他贷款买了一辆雪佛兰汽车，买完不久，他就被要求签了车辆抵押合同，新车被立即转手，“我不知道车卖到了哪里，钱去了哪里”。两个月后，操作方又安排他贷款购买了一套郑州的二手房，169平方米，从银行贷了135万元。他记得，在一家商业银行签署贷款合同时，银行工作人员并未过多询问，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但郭宏最终没有从中介和操作方那里获得承诺的几十万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偿还了大约十个月的车贷和六七个月的房贷后，操作方断供。2023年上半年，他开始被银行催促还贷，电话甚至一度无法开机，“一开机就会被打爆”。2023年11月，郭宏接到郑州市警方传唤，才得知介绍人和操作方利用他的信息进行贷款诈骗。但他来不及后悔，背负一百多万元的逾期贷款，成为征信黑户，被法院多次传唤，如今只能等待郑州警方尽快破案。

在“职业闭店人”套路中，一个关键环节是企业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但实际上，这一步骤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进行。聂成涛注意到，有一些诈骗团队也会找代办公司，操作公司业务，“代办公司如今也已开始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成为犯罪活动的一环，‘职业闭店人’也很相似”。近期，他在处理一起金融诈骗案时，追踪的线索指向了上海一家代办公司，但代办公司声称只是执行正常的业务。聂成涛进一步询问客户信息，代办公司透露所有联系都是通过电话，现在电话已无法接通，资料也是通过快递传递，线索就此中断。

2023年末，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及6000万元的贷款诈骗案件。回溯至2019年，警方注意到，当地有11套房产涉及贷款诈骗。在一个案件中，房产中介先将房产合同价格从253万元做高至550万元，“黄牛”中介安排“背债人”接手房产。房产中介伪造购房者的财务信息，并贿赂银行工作人员，完成贷款审批。在这一系列操作中，房产中介、“黄牛”中介、房东、背债人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共同瓜分了银行按揭贷款。最终，34名涉案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周滨解释，操作方从背债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进行风控，即替背债人偿还银行贷款或帮助企业维持运营，以防背债人因无法承受失信和催债压力，主动报警。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后续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就越重，因此风控时间也会更长。通常，房贷、企业贷的风控时间为一年左右，而对于涉及土地、商业街等大型项目的风控，则可能长达三到五年。

此外，在多数金融诈骗案件中，诈骗团伙往往在事后消失无踪，但在许多“职业闭店人”案件中，企业关闭之后，仍会有名义上的负责人出现来协调事务。今年5月，“艺术伞”突然闭店后，仍有新的负责人出面回应家长，无法退费，正在协调转课到其他培训机构，但此方案因“需家长额外付钱”“可转课时有限且分散”等原因，遭到家长不满。吕来明指出，从形式和表象看，不完全像是“失踪跑路”，有人出面处理此事必一app，更具有迷惑性，这恰恰是“职业闭店人”操作带给消费者维权难的一个关键问题。

但他坦言，一般的经济纠纷，不可能都由公安部门出面处理。只有在有明确线索的情况下，比如在闭店前进行促销、收取消费者大笔资金后，原来的老板卷款潜逃，这些具有诈骗特征的行为，更容易定性，公安机关才能介入。“这类诈骗案件的事后调查，难度大，成本高。职业闭店人主要涉及预付费消费，关键问题不在于事后处理，而在于如何在事前预防。”吕来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周滨确实见过拿到高额报酬的“职业背债人”，有人一夜暴富，又很快将手中的财富挥霍殆尽。还有人在风控期结束前，将所有财产转移到家人名下，成为“老赖”混吃等死。但绝大多数时候，“职业背债人”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尤其是近几年，背债产业更加鱼龙混杂，一些中介因操作失误导致贷款无法下发，随后便抛弃客户，自行逃离。更有甚者，一位女性客户独自前往中介所在地进行背债操作，却遭遇黑心中介，被骗走银行卡用于洗钱活动， “背债人”面对他们未曾预料到的结局，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