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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接访：不管什么原因，安置房没如期完工，说明政府工作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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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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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慕宏举）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劳动关系纠纷案，该案涉及多主体交叉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法院结合双方提供的材料，具体分析，最终作出判决。据了解，2013年至2017年期间开元棋官方网站下载app，原告以借调、解聘、借用等形式在被告多家关联公司中交叉轮换工作，并由其中一家关联公司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原告与被告先后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并于被告处工作，由被告与其关联公司为原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之后被告于2021年2月向原告发函，告知2021年2月28日劳务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其续签合同。原告主张2013至2021年期间，自己实质上是与被告而非其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要求撤销前述函件，裁决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支付其2021年3月1日至4月30日工资48333.34元。朝阳仲裁委驳回原告仲裁请求后，原告不服并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原告入职被告的日期，根据双方提交的《人员借调协议书》《借聘协议书》《聘用协议书》，原告在2017年3月1日前在被告的多家关联公司中交叉轮换工作，但上述协议书未明确显示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且双方认可2013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由某勘探公司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2013年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原告工作地点在成都。结合涉案协议签订情况、双方认可的原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工作地点变动情况，法院认定双方于2017年3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其次，关于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主张原告与勘探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原告先与该公司签订了《员工离岗歇业协议》，后与被告签订了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的《劳务合同》开元棋官方网站下载app，故原告与被告仅于2017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务关系。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停薪留职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在退休之前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用工关系，应按劳动关系处理。原告即便与勘探公司签订《员工离岗歇业协议》，但此种情形下，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禁止劳动者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虽签订《劳务合同》，但被告未举证证明该合同履行期间，原告的工作内容、薪酬发放、用工管理较此前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期间的履行情况存在根本变更，故法院认定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原告与被告的用工关系实际为劳动关系。最后，关于原告与被告是否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1日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于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与被告实际建立劳动关系应视为双方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在未提交证据证明与原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作出《劳务合同到期的通知函》，违反法律规定。最终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公司向原告黄某作出的《关于劳动合同到期的通知函》；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黄某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工资损失48333.34元；驳回原告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编辑彭冲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