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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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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春善任第一任社长，叶龙章任第二任社长的富连成社，是京剧教育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所科班，被誉为京剧的“大师摇篮”。在其成立后的44年办学时间里，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共8科、700余名学生，孕育出侯喜瑞、马连良、于连泉(筱翠花)、谭富英、裘盛戎、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等开宗立派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少年时代也在此“搭班学艺”。富连成社对京剧艺术发展与戏曲人才培养贡献卓著。

富连成社创办人叶氏家属代表叶金森，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谭孝曾，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廷信，中国戏曲学院原副院长钮骠，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吴蕾，北京京剧院副院长朱甲hjc黄金城登录，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跃工，以及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等先后发言。大家深情回顾了富连成社的艺术成就、精神内涵及其对中国戏曲教育、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总结阐释了富连成社的社会文化价值与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