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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澳门新莆京app大厅，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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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宝龙对香港理工大学近年来团结一致、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坚持培育拥有家国情怀、具备全球视野和勇担社会责任的人才，在学科建设、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香港的大学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是国家高等教育的宝贵资源，是香港的重要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香港各大高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重大使命，包括校董会、校长在内的高校管治团队，不仅需要有奉献教育事业的崇高理想澳门新莆京app大厅，还要有相互信任支持、善于团结合作的高尚品德，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把大学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不断擦亮香港高等教育“金字招牌”。

夏宝龙表示，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办好教育事业。希望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在内的香港所有高校坚持爱国爱港鲜明底色，聚焦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紧跟时代步伐，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澳门新莆京app大厅，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栋梁之才，助力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为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