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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系统钻探，我们初步确定了该遗址的范围与规模，证实这是一处总面积逾60万平方米的大型史前环壕聚落。遗址总体呈南北长、东西窄的狭长椭圆形，遗址中心区有一座小型环壕，壕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结合考古发掘成果可以认定，这是首次发现河南境内大汶口文化大型聚落，也是目前所见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一个中心聚落。

其次，我们在该遗址核心区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等级很高的大汶口文化墓地。2023年发掘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近30座，表明这里墓葬分布密集，葬俗葬制独特，墓葬均为东西向，墓主头向东，不同级别的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各小区墓葬大体呈南北成行、东西成列排布。其中M27是一座超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有椁有棺，墓口长约4.8米，宽约3.6米，墓室总面积逾17平方米，随葬各类器物总数超过300件。从墓葬规格来看，墓主地位显赫，推测为早期东方古国的君主。

遗址发掘出土陶器近千件，常见器类，如壶、鼎、豆、背壶等器物的形制及演变趋势，均与核心区大汶口文化保持一致。但遗址出土陶器融汇多元文化因素，同时形成典型的地方特色，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器形与器类。器物群中，可见来自中原仰韶文化因素的红陶罐、红陶缸，来自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瓦足鼎、弦纹壶，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贯耳壶等；玉器如双联璧与锥形玉坠，分别受到辽河流域红山文化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响。陶器群中地域特色也很鲜明金年会官方入口，比如出土的融合小口尖底瓶与背壶两类器物形制的瘦长体背壶，为目前全国仅见，成组的带盖陶鼎及部分壶、背壶等都与其他遗址出土的同类器有明显差异。

此外金年会官方入口，遗址还具有独特的葬俗葬制：其一，从墓葬的墓室空间结构来看，这批墓葬的墓主往往居于相对从属地位，偏居墓室北侧，侧身或仰身，墓室中央的大部分区域则用于陈放随葬器物；其二，以实用器随葬，不少器物形体硕大，器表多在烧成之后涂以彩绘，显示出其具有典型的礼仪性质；其三，墓葬间存在分组“有意打破”现象，也就是说部分早期墓下葬若干年后，后人在营建墓室时会有意地挖开早期墓葬，并保留早期墓主的骨骼及随葬品再次埋葬，从而形成上、下两层墓葬墓主骨骼相叠，两墓随葬品连续堆放的奇特景象。该遗址所见的葬俗葬制与其他地区大汶口文化迥然不同，反映出其独特的宗教信仰与社会观念。

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色彩，墓葬规模与随葬品差异悬殊，目前发现的超大型墓葬墓室面积达17平方米，大型墓葬面积约6-8平方米，中型墓葬墓室面积约3-4平方米，小型墓面积不足2平方米。大中型墓葬出土数量丰富的玉器，其中包括具有礼仪性质的玉钺、玉覆面、石圭，以及制作精致的骨器等，小型墓则仅随葬少量陶器。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群体已具有明确的阶层划分，其社会复杂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王庄遗址是目前所见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西端的中心聚落，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王庄遗址的发现重塑了豫东、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格局，使我们认识到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时，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已拓展到此地。作为中心聚落的王庄遗址其周围必然分布着一定数量的次级聚落，由此可以推知，以王庄遗址为中心，该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具有较大规模与人口的社会组织。

王庄遗址M27大墓的发现，可以证明该社会群体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可能要高于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内的多数地方。M27大墓是目前所见的规模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由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王庄遗址在整个大汶口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豫东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发展态势。同时M27的发现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大汶口文化中期时该地区已形成高度发达的古国文明。

王庄遗址所见多元文化因素具有一定的层次：墓葬出土猪下颌骨、獐牙，以及墓主枕骨变形等现象，反映出对该社会群体东方部落宗教与传统的继承。出土陶器群中涵盖仰韶、屈家岭、良渚等文化因素揭示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社会群体社会生产及生活习俗的互鉴。出土玉器中红山文化因素、良渚文化因素代表着黄河下游地区社会上层的观念与礼仪融合了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以上发现均证明，中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通过宗教思想、礼制观念、审美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与互鉴，形成开放的、互汲取进步因素的协同演进模式。

在融汇邻近地区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王庄聚落先民对于器用制度有较为显著的创造性发挥。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的玉覆面、成组石圭，都是同时期遗址中前所未见的，前者代表了中国古代葬玉的最高等级，后者为中国古代帝王诸侯举行仪典时手持的信物，因此具有鲜明的礼制内涵。礼仪是文明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礼器的出现由此可以表明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政治组织的形成。

王庄遗址的文明化程度可以从大型聚落形成、社会阶层分化与礼器使用等方面得到很好诠释。如追溯这些文明构成要素的渊源，可以看到在公元前三千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地区均已出现带有防御设施的超大型或大型聚落，代表社会阶层分化的大型墓葬也不断被发现，不同文化区域出现类型相似的礼仪用器，各区域文明在核心要素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其中有些因素影响深远直至青铜时代，由此开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完)

朱光华，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个人领队。主要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等，曾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北京市优秀人才资助项目等，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合著)，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发掘的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荣获“2023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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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收到的商品和下单购买的商品不一致，一些商家会解释为“发错货”，以逃避三倍赔偿责任，那么应如何区分是发错货还是欺诈？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告网购一串澳白珍珠项链，收到货发现附带证书未明确珍珠种类，送检显示为日本Akoya珍珠。网店解释称是发错货，但经法院审理，最终认定店家行为构成欺诈。原告收到的涉案商品。北京互联网法院供图下单澳白珍珠项链收到日本海水珍珠2023年8月4日，原告在被告开设的珍珠网店浏览并下单购买了一串珍珠项链，支付价款17999.92元。下单前，原告与客服聊天进行了选货，确认商品是澳白珍珠项链（澳白即澳洲南洋白珠的简称），涉案商品链接及详情页也明确介绍该款商品为澳白珍珠项链。8月5日，原告签收了快递，发现商品所附鉴定证书为“国检证书”，鉴定结果为“海水珍珠”，未载明珍珠种类为“澳白”。原告将项链送检，鉴定结果显示该项链为Akoya珍珠项链（Akoya珍珠为日本海水珍珠一种，与澳白珍珠同为海水珍珠）。原告认为，被告利用专业知识以假充真，存在欺诈故意，将被告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退一赔三并赔偿鉴定费用、邮寄费用。涉案商品所附的“国检证书”。北京互联网法院供图被告辩称，其因店铺繁忙才将两款无明显区别的项链错发，并且错发的Akoya珍珠项链比原告下单购买的澳白珍珠项链价格更贵，该Akoya珍珠项链还有日本真科研证书（但该证书在发货时漏发，随包裹发货的为“国检证书”），所以不存在故意欺诈，仅属于合同履行瑕疵。被告还提交了员工作为证人的证言、店铺对该员工的罚款函等证据，证明确系发错货金年会官方入口，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新京报记者获悉，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的行为是属于发错货的合同履行瑕疵，还是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法院：商家行为构成欺诈应三倍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行为构成违约应当退货退款。本案中，被告实际向原告交付的商品与原告下单购买的商品不符，被告已经构成违约。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退货退款的主张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被告行为不属于发错货的合同履行瑕疵。首先，原告在8月5日收货当日便以“商品成分描述不符”为由申请退货，被告同意退货，并未即时采取“查监控”等核对是否存在发错货情形的有关措施；在后续8月13日原告告知被告商品送去做鉴定、8月20日原告告知经鉴定不是澳白珍珠时，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及在案证据均不能证明在此期间被告就核实是否发错货采取过“查监控”等核对及补救举措；直到9月13日被告查监控才发现“员工打包错误”，但仍未提交涉及“查监控”的有关证据。此外，被告作为销售高档珍珠的专业店铺，对发货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被告辩称的“发错货”不仅仅表现为涉案商品本身“发错”，而且还存在既错误地附带了国检证书又漏发了日本真科研证书的同时并存状态，有违其对普通消费者作出的“专柜包装”承诺的认知，被告也未能对“货”“证”均不符作出合理解释。法院认定被告行为构成欺诈应当三倍赔偿。欺诈，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认知而做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本案中，被告向作为消费者的原告做出了涉案商品为澳白珍珠项链的明确承诺，且被告在原告挑选商品咨询过程中进一步承诺所售涉案商品确是澳白珍珠，但原告收货后发现珍珠“货”“证”均不符，即收到的是Akoya珍珠项链而非澳白珍珠项链，同时所附“国检证书”只载明是“海水珍珠”，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情形。其次，被告经营专门销售珍珠的店铺，明知两种珍珠在产地、光泽、价值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即使被告辩称两款珍珠项链价格差别不大，被告发货的商品也与原告的购买目的不符。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是浏览了商品宣传页面，通过客服提供的照片进行选货，并在下单前向客服确认商品为澳白珍珠项链，最终基于被告的行为而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并遭受损失。综上，被告行为使原告陷入所购商品即为澳白珍珠项链的错误认知并下单付款，构成欺诈。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退还涉案商品，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17999.92元，三倍赔偿53999.76元，同时赔偿原告合理开支363.67元。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新京报记者慕宏举编辑甘浩校对张彦君